2020年，大学老师杨素秋进入体制内挂职，任西安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副处级）。她第一次进入官场，也第一次切身体验权力的运作机制。
首先从最简单的词语开始，她需要搞清楚“阅、阅处、阅示”的区别。她像一位真正的副局长一样批文件、开会，她也学习像一个领导一样乘车、发言、合影，比如在为文化馆揭牌时要动作缓慢，方便摄影师对焦，又比如在公开讲话时不应该“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而要“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疫情期间，她也需要按官职领任务，每天动员10个人接种疫苗（正处级的任务是每天25个， 副处10个，正科4个）。
权力很快显出它的诱惑。当她在报道中看到自己，名字位于开头，合影站在中间，她感到被重视的快乐。当她在一场活动的领导介绍环节被漏掉，她感到失落，同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冗长的环节总也取消不了——因为领导喜欢，“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杨素秋很快意识到不对劲，这种权力带来的快乐和失落让她警惕，她要阻止这种情绪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
任职的第一周，她领到一份工作，去建一座图书馆。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制定一份高质量的书目，但好书就意味着没有利润空间，书商们赚不到钱。商人们各显神通，有人向她展示自己的关系网，有人要请她吃饭，有人教她在政府做事的“规矩”。杨素秋一一拒绝，又联系了五十位各领域的朋友帮忙选书，花三个月的时间确定了图书馆的书目单。
就在一年挂职快结束时，她经历了一次与权力的正面交锋。一位“中间人”帮助某领导传话，让她取消图书馆的全部书目，因为“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 杨素秋与同事商议，求助身边亲友，甚至想过联络纪委。最终她主动找到“中间人”，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书，会把这些事件如实写进去。她还出示了写作大纲。
第二天，杨素秋得知“中间人”不再参与这件事，她保住了图书馆新一年的书目。包括这件事在内，杨素秋把她当副局长一年的经历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就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2024年1月，《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上市，至今已经六次印刷，共九万册，豆瓣评分9.0。因为内容涉及官场，书出版后，读者们讨论的主题常常涉及“尺度”。
一场线下活动后，一位年轻读者上前来问杨素秋，能不能把未删减版发给我？杨素秋说不行，我和编辑约定过不能发。年轻读者离开，但散场最后又追过来说，你发给我，我保证不发给别人。
这本书写了近两年，定稿后审订修改了半年。实际上，书稿的删减并不多，只有几页。杨素秋在每次接到修改意见后都会“维权”，像她曾保卫书目一样，试图保住一些内容。
书出版后，杨素秋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挂职单位的反馈。她猜想她的同事们不方便发言。她也曾担心因写了一些负面事件，书的发行会受到影响，一位朋友安慰她说，不会有人找你的，因为人物已经模糊处理，谁跳出来，那就是认领了书中的讽刺对象。
但影响还是有的。杨素秋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稿子，被陕西省某公众号转载后，很快被上级要求删除。陕西省某图书馆曾邀请她做一场交流活动，最终也未能获批。后来这本书更多在陕西省之外的地方签售交流。
杨素秋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点的反抗”，而不是随波逐流。因为“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螺丝钉一样无脑地去执行，这个事情就不存在缺口”。写作是她的反抗，在挂职的一年里她也不断尝试“做一个不妥协分子”，不打官腔，不写套话，打破原有的规则，保卫书目。
在官场的一年，杨素秋作为一个局外人参与体制的运行。她有一些局外人的特权（比如可以不在群里跟帖发言），也因为不遵守既有规则而承担压力。权力临时性地来到了杨素秋手上，她谨慎地使用，同时也带着新奇的眼光观察权力如何在外部世界与自己身上流转。她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些的人，但她是罕见的愿意记录下这些的人。她写下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后文我们选取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内容有删减），关于杨素秋所做的一次次微小反抗。她在书接近末尾处引用了加缪《鼠疫》中的一段话，我们也摘录在此：
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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