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月27日辞世。年轻人当中，熟悉他的也许不多，但提起厉以宁的弟子——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没有人不知晓。
厉以宁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布学商政三界。除了李克强，还有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前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孟晓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等。学生们都是政坛和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推断厉以宁是一位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学者。
他最为人道的成就，是提出中国国企股份制改革，推动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立，亦离不开厉以宁的贡献。
曲折悲凉的早年经历
和很多经历过动荡岁月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厉以宁早年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被深受折磨，这样的经历虽然曲折悲凉，但也使他逐渐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
厉以宁在1951年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在1955年留校任教。他的大学四年正好处于思想和教育体制剧烈转换时期。中国过去的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而当时要确立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样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北大经济系内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
厉以宁深得陈岱孙、罗志如、赵廼抟、陈振汉等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喜爱。这几位教授是中国经济学的早期奠基人，都曾求学于哈佛、哥伦比亚等西方名校，但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下，他们被视为“老古董”。1957年，中国时任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的政治活动，北大一大批教授和学生，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
在1958年，厉以宁作为北大内控对象，被下放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改造。在当时的社会，盲目追求公有化破坏农村生产，乡下严重缺粮。斋堂虽属于北京，物资却非常紧缺，数十里外的河北更是已经陷入饥馑。两年的下放生活，让厉以宁逐渐看到左倾思想给当时的农村带来的困顿。1959年劳动改造结束不久，他又接连不断遭受下放锻炼。
十年浩劫在1966年爆发，厉以宁和家人蜗居的20来平米破陋平房，被红卫兵抄家三次。由于研究西方经济学，厉以宁被扣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总代理人”的帽子，除了遭受批斗和体罚，还关押到昌平北太平庄，失去人身自由。1969年，厉以宁在新一轮劳动改造中，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农场，每天从事12个小时以上的劳动。
随后的八年时间里，他又连续被派遣到北京的密云、大兴、通州和河北遵化等地接受劳动再教育。从1955年毕业到1977年获平反回到北大，厉以宁在22年的岁月里，不断处于被运动修理中，下放地点换了近20个，遍及南北四个省市。在在困顿中，他冒着风险完成了200余万字经济学名著和资料的翻译。
股份制一波三折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上山下乡后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1980年主持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厉以宁提出股份制改革。
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资，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这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有关股份制的声音。这种观点不为主流所接受。股份制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形式，被很多人视为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承受很大的政治风险。
他坚信，当时也在探讨的价格改革只是营造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股份制改革则可使企业更关注盈利和亏损，真正涉及效率、利益、刺激、责任和动力。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因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就城市经济如何改革的问题，当时的经济学界出现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价格改革要放在首位。另一种观点，即厉以宁提出的企业产权改革。价格改革派在初期占据上风，直到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才让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把目光重新放回所有制改革。随后在1990年代初，厉以宁的倡议最终得到落实。深交所和上交所1990年建立，国企股份公开在市场售卖。随着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南巡讲话力推改革开放，股份制改革下的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从“厉股份”到“厉暴富”
无可否认，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初衷是好的，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缺乏配套设施和后续保障，代价是超过3000万的下岗职工因此失业，生活窘迫，被迫走向社会谋生。
更令厉以宁一度受到外界质疑的，是他曾在担任国企改革顾问期间，获得企业赠与股份。这使他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富有的经济学者之一，外界称他为“厉暴富”。
在1999年，中国网络上出现《有关厉以宁家族暴富的内幕》的文章，列举厉以宁的家庭成员、家族财富状况和关联人物名单，指控厉以宁家族通过各种手段收敛巨额财富。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此事后，风波逐渐转为公开。直到2007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还在“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年会）上对厉以宁公开批评，称厉以宁家族在股市圈钱。
厉以宁和儿子厉伟随后公开回应，公布了《瞭望东方周刊》的公开致歉声明。事缘《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分主要内容最初出自香港一份杂志，该杂志已因相关文章被法院确认为构成诽谤并判令赔偿，《瞭望东方周刊》随后也给厉家作出道歉。
对于厉以宁的巨额财富，有人认为，国企股份制改革后，中国早期富豪很多都是从股份制改造中产生的，把集体、国家资产通过快速的产权改造，将产权据为己有，造成国家资产流失。厉以宁就是既得利益者群体的一员。
而支持者们认为，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中纪委、监察部均没有对厉以宁做出法律方面的处置，相信厉家第一桶金源自合法股票投资。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就说，有关厉以宁借股份制改造发大财的说法“要客观评价”，学者用知识致富不应该成为被外界攻击批判的理由。
对厉以宁功与过的讨论在继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付出大量心血，承担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
股份制改革争议最激烈的1985年，厉以宁写下“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的词句。意思是说，荒野中渺无人迹的地方不是没有路可走，村舍周围只要有溪流，就一定能搭建桥梁跨越溪流。这句词在当代词坛上，也许评不上佳作，却向世人勾画出改革者的奕奕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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