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德·戈帕尔（Anand Gopal）也许是唯一一位能够真正深入阿富汗的西方记者。在西方世界，人们几乎很少能听到阿富汗人讲述他们在美国漫长而疲惫的阿富汗战争中的经历，而这正是戈帕尔所做的——把阿富汗人的声音带进西方世界。

　　

 

　　作者阿南德·戈帕尔戈帕尔的阿富汗报道真正的缘起正是2001年9月11日。20年前，9/11恐袭事件发生时，戈帕尔就住在曼哈顿。这一令人震惊的经历让他开始关注美国对恐怖袭击的反应，“在一个陌生而遥远的战场上”。近二十年，戈帕尔因其在阿富汗和中东的报道而备受关注。他最著名的作品《生者无好人 —— 美国、塔利班和阿富汗人眼中的战争》（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 America, the Taliban and the War Through Afghan Eyes），描述了三个阿富汗人在“反恐战争”中经历的苦难。这部动人的作品曾入围2014年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2015年普利策（Pulitzer Prize）一般非小说奖和2015年海伦·伯恩斯坦奖（Helen Bernstein Award），2015年，这本书因展示了“美国强调反恐，却忽视国家建设与民族和解，从而在无意中导致了塔利班在2001年后的重新崛起”，而获得了里登霍尔奖（Ridenhour Prize）。戈帕尔从他采访的一位饱受战争之苦的阿富汗人那里了解到一句普什图人的谚语：“生者无好人，死者无坏人”。这句谚语成了他的书名。戈帕尔写道，对这个人来说，这句谚语意味着“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英雄，没有救世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为更好的未来带来多少希望。美国反恐战争的分类标签 —— 恐怖分子和非恐怖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和民主人士 —— 并不重要，而他的目标，就像许多陷入冲突的人一样，只是为了活着度过每一天”。2021年，9/11二十周年之际，戈帕尔在《纽约客》发表了他的最新报道：《另一些阿富汗女性（The Other Afghan Women）》，他讲述了一群对于我们而言还很陌生的人：“那些希望美军离开的阿富汗女性”。这部长篇报道从阿富汗底层乡村人民的视角，重新审视在阿富汗肆虐40年的战火。美国怀着良好愿望制造的阿富汗战争同时制造了两个阿富汗：一个是以喀布尔为代表的城市阿富汗，另一个是乡村阿富汗。城市阿富汗的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而乡村阿富汗的人民却经历着地狱。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地方恶霸作为他们的盟友，让那里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纯粹的冒险：“即使是在阳光普照的田野里喝茶，或者开车去参加姐姐的婚礼，都是一场潜在的致命赌博。”对平民无休止的杀戮，令当地女性反对声称要帮助她们的占领者。而超过 70% 的阿富汗人不住在城市。戈帕尔的写作让读者几乎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现实的荒谬和残酷，也反衬出当下美国政治中流行的标签是多么的轻浮与危险。

　　

 

　　在荒野里的土路上奔逃的阿富汗女人。另一些阿富汗女性文：安纳德·戈帕尔译：新约客刚过去的这个8月的一个傍晚，家住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桑金河谷的夏奇拉（Shakira）听到了阵阵敲门声。由于在这里妇女是不能与陌生男人见面的，所以上前开门的是她19岁的儿子艾哈迈德（Ahmed）。门外站着两个男人，他们肩背子弹带，头戴黑头巾，手持步枪。没错，是塔利班，他们将对该村发起一场攻击，企图从阿富汗国民军手中夺回控制权。其中一人警告说：“如果你们不立刻离开，那么全家人都会死。”40岁出头的夏奇拉把她那做鸦片生意的丈夫以及八个年幼的孩子叫到跟前，随后便开始撤离。他们一路走过横跨运河的旧人行桥，然后蜿蜒穿过芦苇和不规则的豆子田和洋葱地，再经过暗无天日的空房子。他们的邻居们也收到了类似警告，现在村子里除了闲逛的鸡和被遗弃的牛，空无一人。夏奇拉一家人顶着烈日走了好几个小时。 她开始听到远处传来阵阵说话声，随后便看到人们从河边的村庄涌出来：男人们弯着腰，背上的包裹塞满了他们舍不得丢下的东西，女人们穿着罩袍尽可能快地走着。大炮的轰鸣声响彻天空，预示着塔利班开始向阿富汗军队的一个前哨基地发起进攻。夏奇拉背着她两岁的小女儿，而此时天空正电闪雷鸣。夜幕降临时，他们来到了河谷的中心市场。波纹铁制的店面在战争中受损严重。夏奇拉找了一个屋顶尚好的房间，他们一家人准备在这里过夜。她给孩子们做了一套布偶——这是她这些年在躲避战争时养成的一个消遣方式。当她在火柴的光亮中拿起这些布偶时，突然感到一阵地动山摇。拂晓时分，夏奇拉走到外面，看到几十户人家正在这个被废弃的市场里避难。这里曾是赫尔曼德省北部最繁华的集市，以前在这里，店主们用天平称藏红花和孜然，购物车里满是妇女的长袍，还有专门出售鸦片的店铺。而现在，到处是断壁残垣，空气中也弥漫着因动物尸体腐烂和塑料燃烧发出的刺鼻气味。远处突然发生了爆炸，滚滚尘土喷出。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在头顶嗡嗡作响，这些人躲在店铺后面，思考着接下来的逃生计划。北面的石壁和西边的河堤都在打仗。东边是近在咫尺的红砂沙漠。唯一的选择是向南走，前往仍在阿富汗政府控制下、枝叶繁茂的拉什卡尔加市。这趟旅程需要穿过一片贫瘠的平原，那里有几个被美军和英军遗弃的基地，狙击手们在此聚集，此外还要穿过多个可能塞满炸药的涵洞。一些家庭已经出发了。即便他们顺利抵达拉什卡尔加市，他们也不确定能在那里找到什么。自从塔利班发动闪电战以来，阿富汗军队的士兵便纷纷投降，乞求能够平安回家。很明显，塔利班很快就会打到喀布尔。过去20年为了打败塔利班而拨付的数万亿美元现在都付诸东流了。夏奇拉的家人站在沙漠里，讨论着当时的情势。枪声越来越近了。夏奇拉发现塔利班的车辆正朝集市驶来，她决定留下来。她疲惫不堪，神经紧张。就像接受审判一样，夏奇拉将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们一生都在逃命，”她告诉我。“现在我哪也不想去了。”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于8月15日结束了，而就在这一天，塔利班一枪未发就占领了喀布尔。蓄着大胡子、头戴黑色头巾、蓬头垢面的塔利班控制了总统府。在首都周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庄严的白旗飘扬起来。恐慌随之而来。一些女性烧毁了她们的上学记录，并躲了起来，生怕回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塔利班禁止女性独自外出，并禁止女孩接受教育。对于美国人而言，过去20年取得的成就极有可能会烟消云散，他们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继续作战，要么抛弃阿富汗女性。今年夏天，我去了阿富汗农村，见到了那些已经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女性，并聆听了她们对目前这个迫在眉睫的困境的看法。70%以上的阿富汗人不住在城市里，过去的10年里，塔利班蚕食了大片农村地区。与相对自由的喀布尔不同的是，即便没有塔利班，想要在这些偏远地区见到女性也不容易，因为女性在传统上是不能与陌生的男性交谈的。公共场合和私人场所是截然不同的，当一名女性出门时，她会用布卡把自己遮盖起来，这种习俗比塔利班统治早了几个世纪。女孩们从青春期开始便会藏匿于家中，即便是现身，也只是以祖母的身份出现。通过祖母们的引荐，我在看不到对方脸的情况下，结识了几十位不同年龄的女性，并与她们进行了交流。她们许多都住在沙漠帐篷里，抑或是像夏奇拉一样住在空无一人的店面里；当被塔利班发现时，武装分子会建议她们和其他人在地雷被清除前不要回家。我第一次见到夏奇拉是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安全屋里。“我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她害羞地说道。“嗯，一个不拿枪的外国人。”夏奇拉很善于从悲伤中找幽默，也善于从她生活中那些荒谬的男人中找幽默。上个世纪90年代，塔利班曾提出要给村子供电，而当地的老人们一开始因为害怕巫术而拒绝了。“当然，我们女人知道通电是件不错的事情，”她笑着说，同时不忘把披巾拉到脸上，只露出眼睛。当我告诉她，她和一位巨星同名时，她顿时睁大了眼睛。“这是真的吗？”她问她一旁的朋友。“她是谁？”和我见过的其他女性一样，夏奇拉在桑金河谷长大。赫尔曼德河和美国人于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一条运河灌溉着这个河谷。你只需一个小时便可走完整个河谷，期间会经过几十个小村庄、吱吱作响的人行桥以及一堵堵泥砖墙。夏奇拉还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给她讲过潘·基莱村的故事。这个村庄住着大约80户人家：孩子们在运河里游泳沐浴着阳光，妇女们在石膏板上碾谷子。冬天，炊烟从泥炉中飘出；春天，连绵起伏的田野上开满罂粟花。1979年，当夏奇拉还是个婴儿时，赫尔曼德省的面积相当于西弗吉尼亚州，这里几乎没有女子学校。部落长老和地主们拒绝了这项计划。据村民们复述，桑金的传统生活方式一夜之间被打破了，因为局外人坚持要在这里保护女性的权利。“我们的文化不能接受女性上学，”夏奇拉回忆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当政府开始用枪逼迫女孩上学时，一场由自称为“圣战者”的武装分子领导的叛乱爆发了。在首次行动中，他们绑架并杀害了河谷里所有的老师，其中多数支持女性接受教育。第二天，政府逮捕了部落长老和地主，理由是他们涉嫌为“圣战者”提供资金。此后，人们便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地方领袖。苏联的坦克越过边界，提供支持，并支持解放女性。很快，阿富汗便一分为二。在农村，年轻的男性愿意为反对新强加的生活方式殊死作战，其中包括女子学校和土地改革。而在城市里，苏联支持的政府禁止童婚，并赋予女性选择伴侣的权利。女孩进入中小学和大学读书的人数创下了历史记录，到80年代早期，妇女已获得了议会席位，甚至担任副总统。农村的暴力事件继续蔓延。在夏奇拉才五岁时，一天清晨，她的姑姑急匆匆地把她叫醒。村里的大人把小孩带到了一个山洞避难，在那里他们足足挤了好几个小时。晚上，夏奇拉看到炮弹划过天际。当这家人回到潘·基莱村时，麦田已被烧焦，苏联坦克留下的压痕遍布其中。牛因遭到机枪扫射倒下了。无论她往哪里看，都能看到那些她过去常叫他们“叔叔”的邻居躺在血泊中。她的祖父因没有和她一起躲进山洞而失踪了。长大后，她得知他去了另外一个洞穴，并被苏联人逮住处决了。夜间疏散变得频繁，对于夏奇拉来说，这也是她兴奋的源泉。洞穴一角乌漆墨黑，里面是成群吵闹的孩子。“我们会寻找苏联直升机，”她说。“就像发现了怪鸟一样。”有时，这些直升机会俯冲下来，搞得地动山摇，孩子们会冲到现场寻找钢铁，这些金属可以卖个好价钱。她偶尔会收集一些金属碎片，这样她就可以建造一个布偶之家了。有一次，她给她母亲看了一张刊登在杂志上的塑料布偶照片，上面展示着女性的形态美；她母亲赶忙把它拿走了，说这样不好。就这样夏奇拉慢慢学会了用布料和木棍做布偶。11岁的时候，夏奇拉便不再外出。她的生活空间仅限于院子和她家的三个房间里，在这里她学会了缝纫、烤面包和挤牛奶。有一天，路过的喷气机隆隆作响，她躲进了一个壁橱里。在一堆衣服下面，她发现了她祖父的儿童字母书——她祖父是家里最后一个上过学的人。下午，她在父母午睡的时候开始将普什图文字与图片匹配。她回忆说，“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每天自学一点。”1989年，苏联人战败而退，但夏奇拉仍能听到窗外迫击炮的轰鸣声。现在，“圣战者”各大派系展开角逐，试图瓜分这个国家。像潘·基莱这样的村庄便是块“肥肉”：这里有农民可征税，有生锈的苏联坦克可打捞，还有鸦片可出口。隔壁村的一名妇女帕萨罗回忆说：“我们没有过过一个安宁夜。我们的恐惧来源于米尔·达多。”透过前门的窥视孔，夏奇第一次见到了达多，当时他坐在一辆皮卡车上，后面跟着十几个武装人员，“他就像总统”一样大张旗鼓地穿过村子。达多是一名富有的水果商贩，后来他成为了圣战者指挥官。他留着乌黑的胡子，挺着大肚子，早在苏联战败前他就开始攻击与他敌对的人。他出生于桑金河谷上游，几个世纪以来，他的部落阿利科扎伊便在那里拥有了大片封建种植园。而更为贫穷的以沙赛人便住在低洼的河谷，夏奇拉就属于部落。夏奇拉看着达多的手下挨家挨户地征税，搜家。几周后，他们又回来了，并洗劫了她家的客厅，而她则蜷缩在角落里。以前从未有过陌生人侵犯她那神圣的家，她感觉自己像是被剥光了衣服一样扔到街上。到90年代初，失去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摇摇欲坠。1992年，拉什卡尔加市落入了圣战者手中。夏奇拉有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名共产主义者，几乎没有时间去清真寺，且对普什图曲调很感兴趣。他最近娶了一个名叫萨娜的年轻女子，此人曾被迫与一个年龄是她四倍的男子的订婚，她近期才摆脱魔掌。这对夫妇在小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小莫斯科是拉什卡尔·加市的一个社区，萨娜称其为“女性自由之地”。但是，在圣战者接管后，他们被迫逃离到了潘·基莱村。一天晚上，夏奇拉正照顾着牛，达多的手下用枪包围了她。“你叔叔在哪？”其中一人喊道。他们冲进了夏奇拉的房子，被萨娜抛弃的男子紧随其后。“就是她！”他说道。一名持枪者把萨娜拖走了。就在夏奇拉其他的叔叔试图阻挠时，他们也被逮捕了。第二天，萨娜的丈夫向达多的部队自首，乞求替她受过。这两人随后都被送到了宗教法庭，并被判处了死刑。不久后，圣战者便在喀布尔推翻了政权，并带来了他们的乡村道德观念。得到美国巨额援助的喀布尔领导层的发布了一项法令，宣布“除非绝对必要，女性不得迈出家门；出门在外，女性也必须把自己遮盖严实。”女性还被禁止“走姿优雅或傲慢。”宗教警察开始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逮捕妇女，并用柴火焚烧录音带和录像带。然而，新的圣战者政府很快便瓦解，阿富汗陷入了内战。在潘·基莱村的晚上，夏奇拉经常会听到枪声，偶尔还会听到男人的嚎叫声。早上，她在照看奶牛的时候看到邻居们抬着被包裹的尸体。她的家人则聚集在院子里，低声讨论着逃跑计划。但是道路上布满了属于不同圣战组织的检查站。在村子南边的盖雷什克，一个名为第九十三师的分队在一座桥上设置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路障；这里有着男人被抢劫或杀害，女人和小男孩被强奸的传闻。夏奇拉的父亲有时会过桥到盖雷什克场卖农产品，她的母亲开始恳求他呆在家里。北有阿米尔·达多，南有第九十三师，困在其中的这家人变得愈加绝望。夏奇拉16岁那年的一个下午，她听到街上传来叫喊声，“塔利班来了！”她看到一辆白色丰田海卢克斯驶过，里面载满了扛着白旗、披着黑色头巾的士兵。夏奇拉从未听说过塔利班，她的父亲解释向她说，塔利班就像你曾见过的乞求施舍的贫穷宗教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为圣战者效劳，但在苏联撤离后便退出了；他们声称，现在他们要动员起来，结束这场骚乱。很快他们便袭击了盖乐什克大桥，解散了第九十三师。在他们突袭桑金时，很多人自愿加入他们。夏奇拉的哥哥回家后报告说，塔利班还占领了达多的领地。达多抛弃了部下，逃到了巴基斯坦。“他跑了，”夏奇拉的哥哥不停地说。“他真的跑了。”塔利班很快便解散了达多的宗教法庭，释放了等待处决的萨娜和她的丈夫，并取消了检查站。在经历了15年的战乱后，桑金河谷终于恢复了平静。当我让夏奇拉和其他当地女性来回顾塔利班统治时，她们不愿意用一些普通的标准，而只是跟以前做对比。“他们更为温和，”住在隔壁村的帕萨罗说道。“他们很尊重我们。”这些妇女说，在塔利班的统治下，除了没有陌生人半夜破门而入，她们的生活与达多和圣战者时期并无两样。夏奇拉向我讲述了她的新生活：安静的早晨，喝着热气腾腾的绿茶，吃着烤面包；夏天的夜晚，在屋顶上乘凉。她的母亲、阿姨和祖母们开始谨慎地打探她的择偶资格；在村里，婚姻是连接两个家庭的纽带。她很快便被许配给了一个远房亲戚，此人的父亲已经失踪，估计是落在了苏联人的手中。她第一次看到她未婚夫是在婚礼上：他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周围都是村里的妇女，她们正拿他的新婚之夜计划当笑柄。“哦，他是个傻子！” 夏奇拉一边回忆说一边笑着说。“他非常尴尬，试图溜走。但大家抓住了他，并把他带了回来。”跟河谷里许多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一样，他在做鸦片生意，夏奇拉喜欢他那坚定的眼神。然而，她开始担心，光有勇气可能还不够。随着塔利班统治的确立，一场征兵运动开始了。一些年轻人被带到了阿富汗北部，帮助塔利班对付被称为“北方联盟”的圣战军阀团伙。一天，夏奇拉看到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了田野上，阵亡士兵的遗体被卸载下来。河谷里的男人开始藏匿于朋友家中，他们从一个村庄躲到了另一个村庄，生怕被征召入伍。贫穷的佃农危险最大，因为富人可以花钱不服兵役。“这就是塔利班真正的不公，”夏奇拉告诉我。她开始厌恶起了塔利班巡逻的景象。2000年，赫尔曼德省遭遇了严重的干旱。西瓜田被毁了，路上到处都是浮肿的动物尸体。而塔利班最高领袖毛拉·奥马尔在这个时候却残忍地选择禁止种植鸦片。河谷的经济崩溃了。帕萨罗回忆说：“我们没有吃的，农作物颗粒无收，我们的男人也养不活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又哭又闹，我们觉得自己很失败。”夏奇拉怀孕了，她把过期的馕块浸泡在绿茶里喂她的侄女和侄子。她的丈夫去了巴基斯坦，希望在那里碰碰运气。每每想到孩子会被饿死，丈夫将永不回来，她将孤苦伶仃，夏奇拉就很崩溃。所以每天早上，她都祈求下雨，祈求解脱。一天，广播里的播音员说美国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突然间，有传言说来自美国士兵要来推翻塔利班。多年来，夏奇拉的内心第一次充满了希望。2003年的一个晚上，夏奇拉被陌生男子的声音惊醒。她赶忙把自己遮住。当她跑到客厅时，惊慌地看到步枪的枪口正对着她。那些男人比她见过的任何男人都要高大，而且还穿着制服。她敬畏地意识到，这些就是美国人。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些瘦骨嶙峋的阿富汗人，他们手里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围着方格围巾。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在大声发号施令——阿米尔·达多。美国人很快就推翻了塔利班，开始在喀布尔扶持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与美国特种部队交好的达多便成为了赫尔曼德省的情报主管。他的一个兄弟成为了桑金地区的行政主管，另一个兄弟成为了桑金地区的警察局长。在赫尔曼德省，美国占领的第一年头是和平的，田野里再次开满了罂粟花。夏奇拉现在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分别是尼洛法和艾哈迈德。她的丈夫从巴基斯坦回来了，并找到了一份向桑金市场运送鸦片树脂的工作。但是现在，随着达多重新掌权，生活又回到了内战时期。夏奇拉认识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达多。有一次，他的士兵要求两名男子要么交税，要么加入他们的私人民兵组织（尽管担任着官方职务，达多仍然有着自己的私人民兵组织）。当这两名男子表示拒绝时，达多的士兵便把他们打死了，他们的尸体也被吊在了树上。一位村民回忆说：“我们把他们解下来，他们被剖腹了，连胃都露出来了。”在另一个村庄，达多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搜查，说是要处决疑似塔利班的人；一位从未参加过塔利班的老学者被枪杀了。夏奇拉对美国的盟友选择感到十分困惑。“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吗？”她问我。“他们是来谋求和平的，还是带有其他目的？”她坚决不让她的丈夫再往桑金市场运树脂了，于是他把生意转移到是南部的格雷什克。然而，一天下午，他回来时带着消息说，现在去格雷什克也是不可能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还复兴了第九十三师，并使其成为了美国在该省最亲密的合作伙伴。第九十三师的武装人员又开始了在桥上拦截过客，并尽可能地抢劫。但是现在他们最赚钱的方式是收受美国的赏金。根据撰写赫尔曼德历史的前英国军官迈克·马丁的说法，第九十三师每抓获一名塔利班成员，就能赚2000美元。然而，这是一个挑战，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活跃的塔利班成员可抓。“我们知道村里谁是塔利班，”夏奇拉说。“他们没有参加过游击战，只是坐在家里，什么都没干。”当时被部署到该地区的美国特种部队中校斯图尔特·法里斯告诉美国陆军历史学家：“此次轮值几乎没有任何阻力。”于是，像第九十三师这样的民兵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无辜的人。2003年2月，他们把哈吉·比斯米拉——卡尔扎伊政府在盖雷什克负责收税的交通主管——列为恐怖分子，这促使美国人把他关进了关塔那摩监狱。“以真主的名义起誓”组织被消灭后，第九十三师便垄断了过路费收取。达多变得愈加过分。2003年3月，美国士兵会见了桑金的行政长官——达多的兄弟——讨论翻新一所学校和一家健康诊所。在离开时，他们的车队遭到了袭击，上士雅各布·弗雷泽和上士奥兰多·莫拉莱斯成为了首批在赫尔曼德省阵亡的美国人。美国官员怀疑肇事者不是塔利班，而是达多。达多的一位前指挥官向我证实了这一怀疑，他说，他的上司策划了这次袭击，目的是让美国人继续依赖他。尽管如此，当达多的部队声称已经抓获了真正的暗杀者——一个名叫毛拉·贾利尔的前塔利班征召兵时——美国人还是把他关进了关塔那摩监狱。这一点很令人不解。美国官员心知肚明，贾利尔被指认的目的只是为了“掩盖”达多部队“参与了伏击”的事实。这一事件并未影响到达多与美国特种部队的关系，美国认为他在搜剿“恐怖分子”一事上大有用处。他们现在一起巡逻，袭击发生后不久，他们展开联合行动，搜查了夏奇拉所在的村庄，寻找可疑的恐怖分子。士兵们在她的家中待的时间并不长，但她的脑海里满是枪口。第二天早上，她把地毯拿开，把鞋印擦去。夏奇拉的朋友和邻居都被吓得不敢说话，但联合国开始鼓动将达多革职。美国一再地阻挠这一计划，其海军陆战队的一份指南认为，尽管达多“远非杰斐逊式的民主至人”，但他的粗暴正义是“久经考验的控制普什图反叛分子的良方”。夏奇拉的丈夫选择待在家里，因为赫尔曼德人继续以站不住脚的借口被随意带走。隔壁村的农民穆罕默德·纳西姆被美军逮捕，并被关进了关塔那摩监狱，因为根据一份机密评估，他的名字与一名塔利班指挥官的名字相似。一位名叫埃赫桑的卡尔扎伊政府官员访问了一个美军基地，通报两名塔利班成员的情况；当时没有翻译在场，在混乱中，他自己被逮捕了，并被关进了关塔那摩监狱。政府收税官员纳斯鲁拉在美国特种部队和当地部落发生冲突后被随机从一辆巴士上拽了下来，随后被关进了关塔那摩监狱。“我们对美国人很满意，”他后来在军事法庭上说道。“我都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来古巴。”纳斯鲁拉最后还是回家了，但一些被拘留者却再也没有回来。盖雷什克的阿卜杜勒·瓦希德在被第九十三师逮捕后遭到了毒打，随后他被美国拘留，被关在一个笼子里死去。美军人员注意到他的胸部和腹部有烧伤，臀部和腹股沟部也有瘀伤。根据一项解密调查，特种部队士兵报告说，瓦希德的伤口与第九十三师所使用的“正常面谈/审讯方法”相吻合。一名中士表示，他“可以提供之前被拘留者的类似受伤照片。”尽管如此，美国仍继续支持第九十三师，这违反了《莱希法》，即禁止美国人员故意支持那些公然侵犯人权的单位。2004年，联合国启动了一个解除亲政府民兵武装的项目。第九十三师指挥官得知这个计划后，根据与美国签订的合同，将一部分民兵组织更名为“私人保安公司”，这使得第九十三师约三分之一的武装人员得以全副武装。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员通过与德克萨斯的一家公司签订合同，以保护铺路的名义保留了的武器。（当卡尔扎伊政府用警察取代这些私人警卫时，第九十三师的领导人策划了一起袭击，杀死了15名警察。）第九十三师剩员的三分之一人员在发现自己受到前同事的勒索威胁后，便携武器潜逃，加入了塔利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传递的信息倾向于将日益增多的叛乱描绘成极端分子为自由而战，但我获得的北约文件承认，伊沙克扎伊“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联军部队，因为他遭受了“达德·穆罕默德·可汗，即阿米尔·达多的压迫。”在潘·基莱村，长老们鼓励他们的儿子拿起武器保护村庄，有些人还向前塔利班成员伸出了援手。夏奇拉希望她的丈夫也能做点什么——帮助守卫村庄，或者是举家搬到巴基斯坦去——但他都拒绝了。在附近的一个村庄，美军突袭了一位受人爱戴的部落长者的家，并将其杀死，他的儿子也因此患上了截瘫。妇女们对男人们叫喊道：“你们这些人头顶大头巾，但你们做了什么？你们不能保护我们。还好意思称自己为男人？”2005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第四年，夏奇拉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家务耗尽了她的全部精力——“我从早忙到晚，汗流浃背。”——但当她停止给火堆添柴或停止修剪桃树时，她意识到自己丢失了曾经的那份责任感。几乎每个星期，她都有听说另一名年轻人被美国人或民兵带走。她的丈夫失业了，最近开始吸鸦片。他们的婚姻恶化。屋子里弥漫着一种不信任的气氛，这与村子里的阴郁气氛相吻合。因此，当塔利班车队驶进潘·基莱村，戴着黑色头巾的男子举着白旗时，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们，甚至原谅了他们。她想，塔利班这次可能不一样了。2006年，英国加入了日益壮大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试图平息桑金的叛乱。夏奇拉回忆道，“很快这里就成了地狱。”塔利班袭击了巡逻队，对战斗哨所发动了袭击，并设置了路障。在潘·基利村的一个山顶上，美国人占领了一个毒枭的房子，并将其改造为一个配备沙袋、瞭望塔和六角铁丝网的院子。大多数时候，年轻的塔利班都会在开战前都来到居民家中，警告他们立即撤离，随后便发起进攻，联军予以反击，而后地动山摇。有时，即使逃跑也不能保证安全。在一次战斗中，夏奇拉丈夫的叔叔阿卜杜勒·萨拉姆躲进了一个朋友的家中。战斗结束后，他前往一座清真寺祈祷。那里有一些塔利班成员。联军的空袭几乎杀死了里面的所有人。第二天，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第二次袭击又造成了十几人死亡。在交还给潘·基利村的尸体中，有阿卜杜勒·萨拉姆和夏奇拉丈夫的堂弟以及三个年龄在6岁到15岁之间的侄子。夏奇拉小时候就不认识任何空袭遇难者。她现在二十七岁了，睡得也不安稳，好像随时都需要找个地方躲起来似的。一天晚上，她被一阵刺耳的声音惊醒了，她怀疑是不是房子被拆了。而此时她的丈夫还在打鼾，她低声咒骂着。她踮着脚走到前院。联军军车驶过，碾过面前散落的废金属。她叫醒了全家人。现在撤离为时已晚，夏奇拉祈祷塔利班不要发动袭击。她把孩子们塞进了嵌入墙壁凹处的窗户里，并给他们盖上厚厚的毯子，这是在空袭导致屋顶倒塌时保护他们的一种绝望的方法。夏奇拉回到前院看到一辆外籍车停在那里。一对天线指向天空。他们会杀了我们的，她心想。她爬上屋顶，发现车子是空的：士兵们把车停在这里，而后步行离开了。她看着他们走过人行桥，消失在芦苇中。不远处，塔利班和联军开始交火。夏奇拉一家人挤在屋里好几个小时。墙壁在摇晃，孩子们在哭闹。夏奇拉拿出她的布偶，抱着艾哈迈德，低声讲着故事。当枪声在黎明时分安静下来，夏奇拉又出去看了一眼。那辆车仍留在那里，无人看管。她气得浑身发抖。整整一年来，她每个月都要受到这种恐惧的折磨。塔利班发动了此次袭击，但她的怒火主要还是来自于联军。为什么她和她的孩子要受这样的苦?她脑子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她冲进屋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婆婆。联军还在运河的另一边。夏奇拉找来了一些火柴，婆婆拿了一桶柴油。在街上，一个邻居看到柴油便明白了意思，急忙拿来第二个罐柴油。夏奇拉的婆婆在轮胎上浇上柴油，然后打开引擎盖，浇上柴油。夏奇拉点燃火柴，并扔到轮胎上。他们在屋里观望着这熊熊火焰。不久，便听到了一架直升机发出的嗡嗡声。“它来找我们麻烦了！”婆婆叫喊道。与夏奇拉一家人住在一起的夏奇拉内弟赶忙把孩子们召集起来，但夏奇拉知道为时已晚。如果要死，我们就在家里死吧，她这样想。他们跳进后院的一条浅沟里，大人们替孩子们做掩护。大地发生了剧烈震动，随后直升飞机飞走了。当联军出现时，夏奇拉看到他们瞄准了燃烧的车辆，这样车辆的任何部分便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潘·基莱村的妇女们前来向夏奇拉道贺；正如一位女性所说，她是“一位英雄”。但夏奇拉却不以此为荣，只是松了口气。“我当时在想，他们不会再来这里了，”她说。“我们将拥有和平了。”200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到了桑金，以增援美国特种部队和英国士兵。英军被包围了——他们在阿富汗的伤亡有三分之一发生在桑金，因此一些士兵将此次任务称为“桑金格勒”。现年八岁的尼洛法能凭直觉感知战争的节奏。她会问夏奇拉：“我们什么时候去法莎娜阿姨家？”法莎娜住在沙漠里。但混乱并不总是在预料之中的：一天下午，联军又突然出现了，这家人冲进后院的战壕。不远处已故阿卜杜勒·萨拉姆的妻子和孩子也躲进了战壕，但一枚迫击炮弹还是炸死了他15岁的女儿博尔·贾纳。交战双方都在努力地避免平民伤亡。除了发出疏散警告外，塔利班还不断地告知村民哪些地区埋有简易爆炸装置，并在打击联军时关闭平民交通道路。联军部署了激光制导炸弹，用扩音器警告村民有战争，并提前派出直升机。“他们会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呆在家里！拯救自己！’”夏奇拉回忆道。然而，在泥墙混战中，没有一处是真正安全的，大量平民死亡。有时，这样的伤亡会引发广泛的谴责，比如2010年北约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桑金的村民，造成52人死亡。但是，绝大多数时候由于只有一两人伤亡，所以从未被报道，也从未被官方组织记录，因此他们不会被计入战争平民伤亡数。就这样，夏奇拉的悲剧不断上演。她15岁的堂弟穆罕默德在和一个朋友骑摩托车穿过村庄时，被一架嗡嗡作响的无人机杀死了。“那声音到处都是，”夏奇拉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时，孩子们便会哭，而我却无法安慰他们。”她的成年堂弟默罕默德·瓦利：在联军展开行动时，村民们收到指示呆在屋里三天，但第二天饮用水就没了，瓦利被迫冒险外出取水，但被枪杀了。她七岁的堂弟可汗·穆罕默德：他的家人在驾车逃离冲突时，错误地靠近了一个联军据点；由于汽车遭到扫射，他被炸死了。她12岁的堂弟博尔·阿迦：他在晚上散步时遭到阿富汗国家警察基地炮弹袭击身亡。第二天早上，他的父亲来到基地，讨要说法，但被告知之前就警告过他不要靠近基地。“他们的指挥官下令以他为打击目标，”他父亲回忆道。她16岁的堂弟阿马努拉：他在地里干活时被阿富汗军队的狙击手击中。没有人给出解释，这家人太害怕了，不敢去陆军基地讨要说法。成年堂弟艾哈迈德：在田野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他拿着一块电热板回家，却被联军部队击中。这家人认为联军把电热板当成了简易爆炸装置。艾哈迈德的弟弟尼阿玛图拉：战火在他附近发生时，他正在收割鸦片；当他试图逃跑时，却被一阵嗡嗡声击中了。夏奇拉丈夫的叔叔古尔·艾哈迈德：他想多干点活，于是让他的几个儿子给他把早餐送到地里。但当他们赶到时，发现了尸体。目击者称他遇到了一支联军巡逻队。夏奇拉说，士兵们“把他当牲口一样抛尸荒野。”夏奇拉家族的所有分支，从给她讲故事的叔叔到和她在洞穴里玩耍的表兄弟，都死了。她总共失去了16位亲人。我想知道潘·基利村其他家庭是否也是如此。我在村子里随机抽样了十几个家庭，并在其他村做了类似的调查，以确保潘·基利村不是例外。对于每个家庭，我都记录了死者的名字，通过死亡证明和目击者证词进行交叉核对。我发现，在当地人口中的“美国战争”中，每个家庭平均失去了10到12个亲人。在喀布尔这种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人们并不知道还有这种程度的苦难，因为那里的人民享受着相对安全的生活。但在像桑金这样的农村地区，对平民无休止的随意杀戮导致许多阿富汗人转而倒向了塔利班。到2010年，伊沙克扎伊村许多家庭的成年男子都加入了塔利班，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自保或复仇；入“塔”运动比70年代更彻底地融入到了桑金百姓的生活。现在，当夏奇拉和她的朋友们谈论起塔利班时，总绕不开自己的朋友、邻居和亲人。一些在地面作战的英国军官愈加担心美国杀害了太多平民，于是开始游说美国特种部队撤出该地区，但没有成功。相反，来自世界各地的军队涌入了赫尔曼德省，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军队、加拿大军队和丹麦军队。但村民们分辨不出这些人之间的区别——对他们而言，占领者只是“美国人”。隔壁村庄一位名叫帕萨罗的妇女回忆说：“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黑脸的，一类是粉脸的。当我们看到他们时，我们都会感到害怕。”联军称当地居民渴望从塔利班的手中解放出来，但2011年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称，当地居民并不喜欢联军部队；村民们警告说，如果联军“不离开该地区，那么当地居民将被迫撤离。”作为回应，联军转而采取了反暴乱策略。但是，他们融入当地居民的尝试却十分粗鲁：他们经常霸占民房，让村民经历更多战争。“他们在没有得到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就破门而入，”桑金另一个村民普什塔纳告诉我。“他们有时闯进我们的房子，敲碎所有的窗户，并在屋里呆上一整夜。我们必须逃跑，以防塔利班向他们开火。”来自潘·基利村的另一位妇女马尔齐亚回忆说：“塔利班开几枪，美国人则以迫击炮回应。”一枚迫击炮落入了她婆婆的房子。马尔齐亚说，她侥幸活了下来，但后来她“神经发生了错乱”——总是“对着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对着鬼魂大喊大叫。”由于双方的意见相持不下，一些北约官员试图说服塔利班指挥官改变立场。2010年，桑金的一些塔利班指挥官与英国联系，承诺改变立场，以换取当地人的援助。但是，当塔利班领导人开会敲定他们的协议时，美国特种作战部队采取独立行动，轰炸了会议场所，杀死了支持和平提议的塔利班高层人物。海军陆战队最终于2014年离开了桑金；阿富汗军队坚守阵地达三年之久，直到塔利班控制了大部分河谷。美国用飞机将阿富汗军队撤出，并夷平了许多政府办公地。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赞许地说，只留下了“断壁残垣”。桑金市场就这样被摧毁了。当夏奇拉第一次看到被毁的商店时，她告诉她的丈夫，“他们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尽管如此，一种乐观的情绪还是在潘·基利村生根了。 夏奇拉的丈夫宰杀了一头羊来庆祝战争的结束，一家人还讨论了翻修花园的事情。她婆婆说，苏联人和美国人没来之前，家家户户沿着运河野餐，男人们在桃树的树荫下伸着懒腰，女人们则在星星照耀下的屋顶上打着盹儿。但在2019年，正当美国与塔利班领导人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之际，阿富汗政府和美军对桑金展开了最后一次围剿。那年一月，他们悍然发动了整个战争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进攻。夏奇拉和其他村民们逃往了沙漠，但并非每个人都能逃脱。经营公用电话业务的艾哈迈德·努尔·穆罕默德决定等待撤离，因为他的双胞胎儿子病了。他们一家人顶着炮声上床睡觉了。当晚，一枚美军炸弹落入了这对双胞胎男孩睡觉的房间，并炸死了他们。第二枚炸弹击中了隔壁的一个房间，穆罕默德的父亲和其他许多人都丧生了，其中包括8名儿童。在第二天的葬礼上，又一起空袭造成了六名哀悼者死亡。在隔壁村，一架武装直升机杀死了三名儿童。第二天，又有四名儿童被枪杀。在桑金的其他地方，空袭袭击了一所伊斯兰学校，造成一名儿童死亡。一周后，12位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一起空袭中丧生。爆炸发生后，穆罕默德的哥哥前往了坎大哈，向联合国和阿富汗政府报告此次大屠杀。当正义得不到伸张时，他便加入了塔利班。得力于源源不断的新兵，塔利班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联军。但是，尽管反抗最终给这个阿富汗农村带来了和平，但荒凉感无处不在：许多村庄都已成了废墟。重建将是一个挑战，但更为严峻的考验将是如何抹去过去20年的记忆。“我女儿醒来后便会尖叫着说美国人来了，”帕萨罗说。“我们必须得不断地安抚她，告诉她，‘不，不，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塔利班将他们的领地称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声称，一旦联军离开，他们将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今年夏天，在阿富汗政府倒台之际，我走访了赫尔曼德省——这个酋长国事实上的首都——看看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会是什么样。我离开了拉什卡尔加，该市仍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郊区矗立着一座低矮的水泥建筑，上面挂着阿富汗政府的旗帜——走出检查站，喀布尔的权威便消失了。一辆小货车在附近空转；货物床上挤着六名sangorian成员，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民兵组织，他们受阿富汗情报机构资助，并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其中两名武装分子看起来还不到12岁。我和两个当地人坐在一辆破旧的卡罗拉车上，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我们溜过了检查站。很快，便到了一片荒野，这里几乎无路可走。我们经过了由美国人和英国人建造的阿富汗军队和警察的前哨站。不远处，隐约可见一系列圆形的泥土防御工事，目前只有一名塔利班狙击手趴在上面防守。白旗在他身后飘扬，宣告着我们已经来到了伊斯兰酋长国的入口。塔利班所辖领土与阿富汗政府控制的领地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缺少枪手。在阿富汗，我已经习惯了穿着宽松裤子、眼尖的警察，带着巴拉克拉瓦帽的民兵，以及检查汽车的情报人员。然而，我们极少溜过塔利班的检查站，当我们越过检查站时，塔利班会漫不经心地检查汽车。“每个人都害怕塔利班，”我的司机笑着说。“检查站就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人们害怕他们的新统治者，他们就会展示友好。在这里，村民们坐在路边的棚架下和塔利班一起喝茶。当我们沿着桑金乡村的一条泥巴路颠簸前行时，我们看到了塔利班治下开放的一面。男孩们在运河进行游泳比赛；村民们和塔利班把脚伸进蓝绿色的水里。当我们经过绿油油的农田和果树棚时，看见成群的妇女走在市场路上，两个小女孩穿着皱巴巴的连衣裙蹦蹦跳跳。我们在政府的许可下抵达了格瑞斯克。由于该镇是该地区最赚钱的收费站，所以说谁控制了格瑞斯克谁就控制了整个赫尔曼德。塔利班发动了进攻，大炮的轰隆声响彻平原。于是这里的家家户户开始逃离。路边站着一位身穿粉蓝色罩袍的妇女，她推着一辆手推车；车里是一具裹着的尸体。一些塔利班聚集在一个山顶上，把一个个死去的成员安葬。我遇到了戴着眼镜的塔利班指挥官瓦基尔。他跟我遇到的许多塔利班一样，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神学院学习过几年，他的几十个亲人都死阿米尔·达多、第九十三师和美国人的手中。他毫无怨言地谈论着家庭灾难，仿佛这场“美国战争”是件理所当然的事。现年30岁的他从他哥哥那里继承了这一岗位，他哥哥在战斗中遇难了。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赫尔曼德，一想到要占领格雷斯克，脸上就露出惊奇的神色。他住在格雷斯克不远处，但二十年来一直没能去这里一次。“放下你的笔记吧，”他看我在胡乱地写着笔记笑着说。“快来看我占领这座城市！”看到一架直升机划过地平线，我拒绝了。他跑了。一小时后，我的手机上突然出现了一张瓦基尔的照片，他扯掉了一张与第九十三师有关的政府人物的海报。格雷斯克沦陷了。在塔利班地区长官家里，一群塔利班成员坐下吃着村民赠送的秋葵和馕饼。我询问他们战争结束后的有什么计划。大多数人说，他们将重操农业，或接受宗教教育。我是从伊拉克飞到阿富汗的，一位名叫哈米德的年轻指挥官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梦到了巴比伦废墟，并问道：“你说，战争结束后他们会给我签证吗？”很明显，塔利班在未来规划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我访问期间，数十名来自阿富汗不同地区的塔利班成员向我述说了他们对酋长国截然不同的愿景。那些在国外生活过，并在多哈或巴基斯坦拥有房产有政治头脑的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的世界观比以前更国际化了。一位在过去2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穿梭于赫尔曼德省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学者说：“我们在90年代犯了很多错误。那时候，我们对人权、教育、政治一无所知，我们只是用权力攫取一切。但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位学者的乐观设想中，塔利班将与以前的敌人共享政府职位，女孩将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将与男性“并肩”工作。然而在赫尔曼德省却很难找到这样的塔利班成员。更典型的是窄脸的指挥官哈姆杜拉，他在“美国战争”中失去了十几个家人，他一向以婚礼、葬礼和战斗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他说，他的社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无法分享权力，过去二十年的混乱只有一个结果：维持现状。他自豪地告诉我，他计划加入塔利班的队伍，前往喀布尔，这是他从未去过的城市。他预测他将在八月中旬抵达。在农村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妇女的权利，像哈姆杜拉这样的男人丝毫不会做出妥协。在赫尔曼德省许多农村地区，妇女被禁止进入市场。近日，一名桑金妇女在集市上给她的孩子们买饼干时，她、她的丈夫和店主都遭到了塔利班的殴打。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他们计划允许女孩进入伊斯兰学校，但只能是青春期前。和以前一样，除助产外，妇女将被禁止就业。帕萨罗遗憾地说：“他们一点都没变。”在赫尔曼德，我几乎看不到塔利班建国的任何迹象。与其他反叛运动不同的是，除了严酷的法庭外，塔利班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重建服务和社会服务。它不容任何反对的声音：在潘基莱，塔利班处决了一个名叫沙斯塔·古尔的村民，理由是他们知道了他向阿富汗军队提供了面包。然而，许多赫尔曼德人似乎更喜欢塔利班的统治，包括我采访的妇女。这就像是这场运动是由于对手的惨败而默认获胜的。对当地人来说，在联军及其阿富汗盟友的统治下，生活是十分危险的，即便是在阳光明媚的田野里喝茶，或者开车去参加你姐姐的婚礼，这都是一场潜在的致命赌博。塔利班向他们的对手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条件：归顺我们，我们就不会杀你。每次我与村民交谈，都绕不开这个话题。在雅克查尔村，我发现了阿富汗军队的一个前哨基地，这个废墟近日被塔利班占领了。他们留下的只是成堆的废金属、绳索、电热板和碎石。第二天早上，村民们来到前哨，寻找可以卖钱的东西。农民阿卜杜勒·拉赫曼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垃圾堆里翻找，这时一架阿富汗武装直升机出现在了地平线上。他回忆说，直升机飞得很低，“连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都能对它开火。”但周围没有塔利班，只有平民。直升机开火了，村民们开始四处逃窜。而后它又折转回来继续攻击。“地上遍布尸体，流着血，呻吟着，”另一位目击者说。“里面还有许多小孩子。”据村民们说，至少有50个平民被杀害。后来，我和阿富汗军队的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通了电话，此人刚刚接替了袭击前哨的那个人。他告诉我，“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说，‘我们知道他们是平民，但巴斯营地——一个已经移交给阿富汗人的前英国基地——下令将他们全部消灭。”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向盖雷什克拥挤的中央市场开火了，致使几十名平民遇难。设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国际组织的一名官员说：“当政府军失去一个地区的掌控权时，他们就会报复平民。”直升机飞行员承认了这一点，并补充说：“我们是奉巴斯营地之命办事。”萨米·萨达特将军是阿富汗军队七大军团中的一个军团的首领。他不像阿米尔·达多这样的乡巴佬、文盲，萨达特曾在英国的一所学校获得了战略管理和领导力硕士学位，然后在慕尼黑的北约军事学院学习。在担任军职的同时，他还是蓝海物流的首席执行官。蓝海物流是一家总部位于喀布尔的公司，它为反塔利班武装提供了从直升机部件到装甲战术车辆等各种物资。在我访问赫尔曼德时，黑鹰在他的指挥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大屠杀：12名阿富汗人在桑金郊外的一个前基地拾取废金属时被杀害；在阿富汗军队废弃的瓦利德营，几乎同样的事件造成了40人死亡；在格雷什克集市的空袭中有2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在一次空袭中，被塔利班囚禁在发电站的阿富汗士兵被自己的战友袭击并杀害。（萨达特拒绝了多次置评请求。）雅克查尔前哨发生大屠杀的前一天，CNN播出了对萨达特将军的采访。“赫尔曼德会很美丽——如果这里和平，旅游就会发展起来，”他说。他解释说，他的士兵士气高昂，对打败塔利班充满信心。CNN主播似乎松了一口气。“你看起来很乐观，”她说。“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把采访展示给了穆罕默德·瓦利看，此人是拉什卡尔加附近一个村子的推车小贩。雅克查尔大屠杀发生几天后，他所在地区的政府民兵便向塔利班投降。萨达特将军的黑鹰开始攻击这里房屋，目标似乎是随意的。他们向瓦利的房子开火，他的女儿被弹片击中头部而死。他的弟弟冲进院子，把女孩虚弱的身体举到直升机前，大喊：“我们是平民！”直升机杀死了他以及瓦里的儿子。他的妻子失去了一条腿，另一个女儿处于昏迷状态。瓦利一边看CNN的视频，一边抽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道。“他们是在嘲笑我们吗？”2006年，几个小时内，塔利班便处决了阿米尔·达多的32个亲朋好友，包括他的儿子。三年后，他们炸死了当时已经加入议会的军阀达多。刺杀行动的策划者是潘·基雷。此次袭击一方面标志着塔利班开始与阿富汗政府作战；另一方面又标志着贫民发起了一场针对村霸的报复运动；或者是说标志着一场酝酿已久的部落战争中的爆发；又或者说是贩毒集团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所有这些解读都有可能是对的。很明显，美国并未试图解决此类分歧，去建立一个持久、包容的政府； 相反，它介入了一场内战，支持一方对抗另一方。结果，就像苏联一样，美国实际上创造了两个阿富汗：一个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另一个繁荣且充满希望。正如哈姆杜拉所预测的那样，塔利班8月中旬进入喀布尔后，充满希望的阿富汗现在正面临着威胁。过去几周，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绝望地抵达喀布尔机场，他们意识到美国人的疯狂撤离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美好生活的破灭。“兄弟，你得帮帮我，”早些时候与我通话的直升机飞行员在电话中恳求道。当时，他正在与人群搏斗，想要进入机场大门；当最后一架美国飞机的轮子起飞时，他被抛下了。据报道，他的上司萨米·萨达特逃到了英国。直到近几年，萨达特逃离的城市喀布尔才看上去与桑金像是在一个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不同的世纪。喀布尔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婚礼大厅的灯光闪闪，霓虹灯广告牌上满是快乐的妇女，母亲们逛市场，女孩们三五成群地从学校走出来，警察戴着头巾巡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着名牌包。这些妇女在“美国战争”中取得的成就现在又要化为泡影了，这十分令人惊人的。一想到赫尔曼德省的现状就更是难以理解：阿富汗议会中的女性比例与美国国会相似，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是女性。喀布尔成千上万的妇女很害怕塔利班没有进步。8月底，我打电话给一位躲在家里的皮肤科医生。她曾在多个国家学习，经营着一家大型诊所，雇佣了十几名女性。“我辛辛苦苦才走到今天，”她告诉我。“我学习了太长时间，我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我创建了自己的诊所。这是我一生的梦想。”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出门了。塔利班的接管使得保守的农村恢复了秩序，同时使喀布尔相对自由的街道陷入恐惧和绝望。这种命运的逆转印证了过去二十年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如果美军继续在农村与塔利班作战，那么城市里的生活便会繁荣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的计划——塔利班在美国空军的威胁下无法占领城市。但这正义的吗？一个社区的权利能否永远依赖于对另一个社区权利的剥夺？在桑金，每当我提出性别问题时，村里的妇女都会报以嘲笑。帕扎罗说：“他们给予喀布尔妇女权利，却在这里杀害妇女。”“这就是正义吗？”来自Pan Killay的马尔齐亚告诉我，“当你杀害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杀害我们的父亲时，这不是‘妇女权利’。”来自邻村的卡利达说：“美国人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权利。他们只是来打打杀杀，然后离开。”赫尔曼德省的妇女们对于她们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存在分歧。一些人渴望旧农村规则被打破——他们希望平安地去市场或在运河边野餐。其他人则坚持更传统的规则。“女人和男人是不平等的，”夏奇拉告诉我。“他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他们都有别人没有的优势。”她曾不止一次在她的丈夫躺在鸦片中昏迷时幻想离开。然而尼洛法即将成年，离婚也可能会给家庭蒙羞，损害自己的前途。夏奇拉通过朋友听说风流的城市里充斥着离婚和卖淫。“太过自由是危险的，因为人们不知道自由的极限，”她说。然而，我在桑金遇到的所有妇女似乎都同意，无论她们的权利是什么，都不能来自枪杆子——阿富汗社区必须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一些村民认为，他们拥有进行这场斗争的强大文化资源：伊斯兰教本身。帕扎罗告诉我：“塔利班说妇女不能外出，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伊斯兰规定。“只要我们遮住自己，我们就应该被允许外出。”我问赫尔曼迪一位著名的塔利班学者，在伊斯兰教中哪里教义规定妇女不能去市场或上学。他有点懊恼地承认，这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禁令。“这是村里的文化，不是伊斯兰教，”他说。“农村人对女性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也遵循它们。”就像伊斯兰教为婚姻、离婚和继承提供了比许多部落和村庄规范更公平的模板一样，这些妇女希望集合她们的信仰——跨越国家众多分歧——来开拓更大的自由。尽管夏奇拉很少谈论这些，但她自己也有这样的梦想。在几十年的战争中，她继续自学阅读，现在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阅读《古兰经》的普什图译本，一次一节。“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她说。她正在教她最小的女儿字母表，并有一个大胆的抱负：召集她的朋友们，要求男人们建立一所女子学校。虽然夏奇拉在考虑推动潘·基莱的发展，但她也决心铭记过去。她告诉我，村子里有一个散布在几个山顶上的墓地。没有牌匾，没有旗帜，只有成堆的石头在夕阳下发出红色和粉色的光芒。每座坟上都有两块空白石板，一块是头，一块是脚。夏奇拉的家人每周都会来看望她，她会指着她祖父和表兄弟躺着的土堆，因为她不想让她的孩子们忘记。他们在树枝上系上围巾吸引祝福，并向逝者祈祷。他们在石头、灌木和溪流构成的神圣之地中度过数小时，夏奇拉重新振作起来。美军离开前不久，他们炸毁了夏奇拉的房子，这显然是对塔利班在附近发射手榴弹的一个回应。房子还有两个房间，一半适合居住，一半已经被毁，这很像阿富汗目前的情况。她告诉我，她不介意厨房没了，也不介意餐具室原来的地方有个大洞。相反，她看到了一个村庄的重生。夏奇拉确信，一条崭新的道路很快就会从她房子旁边经过，这些碎石路面在夏天会热得要命。天空中的鸟儿活蹦乱跳。尼洛法会结婚，她的孩子们会沿着运河去上学。女孩们会有塑料娃娃，有可以梳头。夏奇拉将拥有一台洗衣服的机器。她的丈夫会戒毒，他会承认自己的缺点，他会告诉家人他爱他们胜过一切。他们将去喀布尔旅游，站在巨大的玻璃建筑的影子下。“我必须相信，”她说。“否则，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