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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里的 VIP 病人，想给我们捐一台上百万的血滤机
“拿督是啥？”我拿着新转入 25 床的资料，看到一个陌生的名词。
“江师兄你没听过吗？”跟班师弟抬起头，”拿督是马国的一种荣誉封号，李宗伟就是拿督呀。”
“像爵位一样吗？”我还是一头雾水。
彼时里约奥运会刚刚落幕，各路体育明星的热度尚未减退，但 ICU 值班已经值得我日夜颠倒，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也就基本跟体育八卦绝缘了。
“差不多那个意思吧。”师弟凑了上来。”但这个病人的封号是拿督斯里哦，好像比李宗伟的级别还要高诶！”
我仔细一看，病人姓名前的完整前缀确实是”拿督斯里”。由于地理位置问题，我们医院每年都有不少东南亚华人前来就诊，他们转诊来的渠道千奇百怪，但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般非富即贵。
“算了算了，”我把资料放下，”繁体字看的我脑仁疼。你们谁了解病人情况的直接跟我交班吧。”
站在对面的几个学生慌忙摇了摇头，表示他们只是负责推床的工具人，带头的那个扬起了手，指了下病床的方向。
我望了一眼，原来还有几个医生正在床边和病人聊天。领头的是位白衣教授，旁边跟着两位年轻女医生，其中一位是肿瘤中心的住院总师姐，已是会诊常客了，她满面笑容，正陪教授一起和病人聊的火热；而另外一位则是个不苟言笑的冷面小姐姐，明眸皓齿，但眉眼之间很是夹着几分冷峻，看着并不眼熟。
那位白衣教授不是别人，正是我院肿瘤学领域的首席专家，肿瘤中心的大主任。我心里暗暗叫苦，这病人果然是个 VIP。
01
在医院干久了，难免会遇到几个 VIP 病人。
要么是 A 领导打了招呼，要么是 B 领导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即使有些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也可能是常年挂在镇街维稳综治名单上的重点对象，无事则已，一出事可能整条线都饭碗不保。
但无论怎样的 VIP，压力总归要落在一线医生头上。虽然这些病人的诊疗和其他病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但主管医生常常要消耗很多额外精力，处理各种非临床问题。
“江川医生，教授喊你。”呼叫器传出护理组的声音。我转头一看，白衣教授正隔着病房的玻璃窗望着我，眼神锐利，笑容慈祥。
教授是母校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在业界早负盛名，特需门诊已经挂到了半年以后。即便算上学生时代，十余年来我和她当面说话的机会也不会超过三次。
病人所在的 25 床是一间正压病房，这种病房构造特殊，空气洁净程度很高，一般用于收治有保护性隔离需求的病人。但由于成本缘故，25 床的使用率一直不高。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病人的病情并不简单。
“小江，我给你介绍一下，”教授示意我靠近，”这位是拿督斯里廖先生，著名华商，上市公司总裁，马国某州中华总商会会长。”
病人看见我过来，也暂停了寒暄，向我礼节性的打了个招呼。
“拿督先生您好，我是您的主管医生江川。”我走近病床，顺便仔细端详了一下他。
这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性，肤色黝黑，体态中等偏瘦，操着典型的东南亚华人口音，气息虽有些微弱，但企业家的气场犹在；如果不仔细观察，其实很难发现他的双目已经黄染，再加上腹部膨隆和双下肢浮肿，诊断方向已有了个大概。
“廖先生这次过来住院，主要是想解决一下肝脏方面的问题，”教授接着说，”他在当地用的靶向药物效果不是很好，现在肝功能比较差，稳妥起见，还是先放在 ICU 观察两天。”
“对的，观察两天。”病人附和道。
“具体情况，等会我们的住院总跟你对接，廖先生的专科治疗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直接跟她沟通。”李教授说着指向了身边满面笑容的师姐。”你们一定要通力合作，做好拿督先生的治疗和服务。”
我稍微舒了一口气。ICU 的主要工作是生命支持，对于肿瘤原发病的治疗还是得由专科落实。那时的我刚接到通知，下个月开始支援急诊一线，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在恶补急诊操作，确实也没精力去研究肝癌的那些个指南。
“谢谢主任，我会和师姐做好对接的。”我回复道，拉上住院总准备出去交班。
“等一下，”教授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指了另一个方向，”我的研究生留给你，她可以帮你处理具体事务。”
教授指着的，正是那个明眸皓齿的冷面师妹。而师妹的脸现在更冷了。
02
“62 岁男性，糖尿病、高血压、肝硬化病史 8 年，发现肝脏占位半个月，在新加坡治疗过一段时间，对某靶向药过敏。目前肝功能衰竭，肺部感染，I 型呼吸衰竭，低蛋白血症，大量腹水，巴塞罗那分期 D 期。”出病房的路上，师姐一边跟我说着，算是在意料之中。（注：巴塞罗那分期是一种肝癌临床分期系统，D 期是终末期，预后极差。
“有必要吗？”我问。
“积极治疗还是很有必要的，他才发现肝癌半个多月，肝功能就垮了，病人和家属期待值都很高，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
“我不是说这个，”我打断了她的话，指了一下还在病房里查体问病史的师妹，”主任有必要在我这插个眼线么？”
“害，老师又不是不相信你。”隔着口罩我都能看出师姐在笑。”只是这个病人确实特殊，多方打了招呼，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说实话，我并不是怕在病情处置上出什么问题被人指摘，重症人这点底气还是足的，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带学生。
可能是我运气差，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被轮科同学教做人，病历书写暂且不说，性格脾气已是个顶个的难搞，要求松点就被说带教意识薄弱，要求严了分分钟挂朋友圈公开处刑。
直觉告诉我，这个冷面师妹可能就不太好带。但既然领导已经和医教科做了备案，我也没什么话好说。
“会测腹内压么？”我一边签病程一边问师妹。
“会。”
“那就去给 25 床测一个吧，标尺就放在……”
“不行。”师妹斩钉截铁。
“为什么？”我抬起头。
“老师说了，25 床的所有操作，必须由你亲自来做。”说着她就飘去准备器材了，留下我在那独自语塞。
测量腹内压其实是 ICU 的一项常规操作，凡是有腹内压升高风险因素，可能出现腹内高压（IAH）或者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CS）的病人，都要接受腹内压监测，而我们一般是用膀胱内压来间接测量。
对于 25 床而言，他已经有大量腹水和进展性的脏器功能衰竭，如果腹内压力持续升高，可能会危及生命。
我也不知道病人听懂了我的解释没有，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就转头望向了窗外。
“外面下雨了吗？”他突然问道。
我也望了一眼窗外，虽然隔着一条污物通道，但依旧可以看见几分晴空。
“今天不会下雨。”站在一旁的师妹很直白。
“这里的秋天雨水比较少。”我补了一句，”这种天气很舒服。”
“在我的故乡，现在是雨季，经常下雨。”拿督笑了一下，”哪天你们去到马来西亚就跟我讲，我请你们吃榴莲。”
年轻时的我对东南亚诸国一直不太感冒，直到多年以后，一位旅居马国的朋友重新给我安利了当地风土，我才真正对那位拿督的家乡产生了向往，只是那时我已经不当医生很久了。
但当年的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苦笑了一下，因为测量显示拿督的腹内压已经超过 25 厘米水柱，他的病情进展比我们预想要快的多。
临交班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妈妈的电话，问我过节回不回家。我看了一下 ICU 满当当的床位，又想到了急诊的排班，有些犹豫。
“没关系，工作要紧，有空了再回吧。”一段沉默过后，妈妈在电话那头说。
03
即使在全球范围内，肝癌都不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但病亡率始终居高不下（数据来源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这和肝癌本身恶性度高、早期发现困难、缺乏特效药等有关。
大多数肝癌患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经常一发现就是晚期，可用的治疗手段已经不多。一旦各脏器功能衰竭，进入支持治疗阶段，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到了这个阶段，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结局并没有太大不同。
我们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支持方案，一边做腹水引流，一边补白蛋白，血滤机也是连轴转，即便投入到如此程度，病人的衰弱过程依旧肉眼可见。
但拿督本人可能并没有体会到这点，在严格的液体管理之下，他的腹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肺部感染也好转了，状态反而改善了不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家属探视的时候，他的声音洪亮了许多。
由于抢救治疗的特殊性，和普通病房（新冠疫情前）相对灵活的探视时间不同，ICU 的探视一般有固定的时间限制。在我当时的 ICU，探视时间被限制在上午的某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里，家属一般是在视频室或者病房窗外远远看一下患者，情况允许时也可以穿隔离衣到床边探视。但无论哪一种，家属更多的时间都是用在和医生交流上。
但拿督的家属不同。由于我们远程沟通病情的频率比较高，家属在治疗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疑问，于是在每天珍贵的一小时探视时间里，家属基本都是在和患者本人交流，交流内容也多半是生意上的事，气氛有礼有节。
在我的角度看来，这与其说是探视，不如说是工作汇报。只有当小朋友在场的时候，才会迸发出些许温馨可爱。
根据规定，床边探视时医生必须在场，在冷面师妹的监督下，我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们家庭会议的列席人员，一来二去对这个家族产业竟也知道了大概。
原来廖氏祖籍福建，民国初年即举家下南洋经营木材生意；廖先生出生于马国，打拼半生，如今已是当地建材行业的领袖，除了主业以外，廖氏旗下还有度假村、商业综合体、学校等各种投资，说是当地首富应该不为过；而且他不仅自己获封拿督，子女也悉数获封，考虑到这种称号并不世袭，应该也是体现了廖家的能力。
至于他们随口提及的资金流水，已远远超出我这种工薪医生的认知水平，听得多了，反而没什么感觉了。
所以我并不担心家属交押金或者买白蛋白的效率，只忧愁每次会谈到激动处，老爷子一个起身又压住了管路，我血滤机这边又要报警调参数。
在血滤机再一次报警后，拿督的助理忍不住找到了我，旁敲侧击的问我是不是机器用太久出了问题。
“血滤机本就是设计用来长时间运转的，管路阻力大的时候就会报警，处理一下就好了，您不用担心。”我安慰道。
“是这样的江医生，”助理指了一下正在运转的血滤机，”拿督先生想问一下这台机器多少钱？”
“啊？这种进口的可能要百八十万吧。”
“好的。”助理十分认真的点了一下头，”我们想捐赠一台血滤机给你们。”
04
捐赠的事情还没到主任那里就不了了之了。
一方面，这种大额捐赠本来也不是一两个人能说了算的；另一方面，无论是我还是肿瘤科，大家心里都清楚，拿督的病情可能撑不了那么久了。
支持治疗对恶性肿瘤进展并没有什么制约作用，拿督的肝功能持续恶化，终于在转入一周后出现了胆酶分离，神志也开始异常，出现了肝性脑病的症状。
冷面师妹的效率很高，后半夜就给患者上了约束带，等我早上到办公室时，各项危急值已经摆在了台面上。
血浆置换迫在眉睫。
谨慎起见，我们采取了 CRRT 联合血浆置换的方案。原先的管路已经无法使用，所以我准备给他重新置一套深静脉通道。
而冷面师妹为了确保我万无一失，直接从隔壁组抢来了 B 超机。平心而论，如果我以后也有机会带研究生，也会想带这种冷血但执行力超强的。
置管的过程很顺利，血浆也到位的很及时，血滤机稳定运行后，患者的精神状态开始好转，他的躁动逐渐停止，但眼睛始终望向窗外。
“外面下雨了吗？”他问道。
我抬头望了一眼，窗外是南国的白云蓝天。
“在我的故乡，现在是雨季，经常下雨。”拿督并没有等我和师妹回答，自顾自的说了起来。
“您是想家了吗？”我问。
他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是想说什么，但又止住了。
“请帮我叫我的家人过来。”
和往常不同，这次他并没有让小朋友进病房，也没有让我旁听。家庭会议结束后，家属告诉我，拿督要转回普通病房。
05.
拿督转走以后，冷面师妹也结束了 ICU 的轮转，虽有些莫名遗憾，但工作的忙碌很快填充了进来，我已是自顾不暇。
日子一天一天过，离我下急诊的日期也越来越近了，为了提前熟悉急诊的工作模式，我常常白天在 ICU 上班，晚上还要去急诊跟师兄师姐出 120。
在某次夜班的时候，我再次接到了肿瘤科的呼叫，赶到现场时只觉得病人很眼熟，但一下又说不出熟在哪里。
直到我看见了站在床尾的冷面师妹。
眼前的拿督已是明显恶病质，极度消瘦，全身黄染，气若游丝，和转出时判若两人。我说可以立刻转 ICU，或者在床边给他做血浆置换，但需要家属同意。
“外面下雨了吗？”病人轻声的问。
我还在等着家属谈话，并没有太在意患者的提问。
“下雨了。”清澈的回答声从床尾传来，“外面下雨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是冷面师妹。
后来，家属没有同意上 ICU，也没有继续做血浆置换。在办理完所有的手续以后，他们用包机接拿督回到了故乡，落叶归根。
我和他的家属再也没有联系，但偶尔还会在朋友圈互相点赞，看着几个小朋友在异国茁壮成长，也是十分有趣。
再后来，我如期下了急诊，依旧忙的天昏地暗，带过了形形色色的学生，却再也没见过那个冷面师妹。
再再后来，这座城市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给那年的秋天画上了一个湿漉漉的句号。
在又一次下夜班的清晨，妈妈打来电话，告诉我家里已经开始下雪，让我注意添衣。
“妈，我过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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